毛主席为什么指出：在一部《红楼梦》中，竟然包含着清王朝，乃至整个中国王朝体制盛衰循环的辩证法？
      曹雪芹大约生于康熙末年（1715），卒于乾隆盛世的1763年，《红楼梦》就是在康乾盛世期间写成的，可说是中国的文化到了最成熟、最极致的巅峰，而要往下走的时候。因而可以说，这是一本在顶点的书。作为一个像曹雪芹那样敏感的作者，他虽然是在写贾府的兴衰史，但是在潜意识中，他同时感觉到整个文化将要倾颓、崩溃，一如他写到的：“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有一种独特的灵感，特别能够感受到国事、乃至于民族的文化命运，所以在无意间，他也替中国的文化写下了“天鹅之歌”。      从经济社会角度看，它开篇写贾雨村和冷子兴评点宁荣二府的历史命运，更宛如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唯物史观的隐喻：
      “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俭省。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在“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一回中，“护身符”更是胥（吏）幕（僚）阶级操控官吏的法宝。在文学的象征性叙述背后，小说《红楼梦》中确实包含着对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刻透视，这种社会—经济分析，成为隐藏在家族兴亡故事背后的隐线，甚至成为小说叙述的“伏笔”。例如，小说开篇即写宁国府的管家媳妇秦可卿死后，托梦给唯一一个“能运筹谋划者”王熙凤，告诉她贾府的振兴之道是以祭祀和家学之名置办祭田和学田，收取地租，而这实际上也就是为历代儒家所倡导的“井田”“公田”“学田”制度，它折射着康乾之间朝野上下围绕着改革“田制”，借以重兴“民兵”的辩论。对清王朝来说，除非到了山穷水尽，采用乡勇、民兵代替八旗兵制，是绝对不能考虑采用的制度。这就仿佛对管家的王熙凤来说，弄钱最快的办法是利用职权和关系帮人办事，以从中收取好处费。这也就是她自嘲的“担着祖上的虚名，做个穷官，弄点钱勉强度日”，而这其实就是极致地描写清代的优待功臣的“宗室制度”所造成的后果——预示着宗室制度的崩溃和堕落。
      非但是宗室制度下寄生虫阶级日渐庞大，“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俭省”，而且正如中国康乾盛世的“小农”并不是英国的“农奴”一样，《红楼梦》里的奴婢其实也并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奴”，如胡适所说，她们也要求在“情感上”得到重视和满足。统治者于是只能四处标榜“仁政”、人情乃至“痴情”，其结果自然是坐吃山空，最终应了“千里搭席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的辩证法。这大概就是后来的读者在《红楼梦》中几乎看不到什么严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只有仁政、痴情、人情下面的钩心斗角、贪赃枉法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造成清王朝和贾府最终崩溃的，确乎不见得是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而是一个力图维持各个阶级、阶层矛盾均衡的“盛世”，在鸦片战争中，如同被一根稻草压倒的骆驼，从内部崩溃瓦解而已。

            曹雪芹的家族是在雍正以“反腐败”为名的税收合理化运动中倒下的，雍正为了加强中央财力，采用了严格税收的措施，把火耗、常例都收了上去，盐课、关税也归了中央，但是他也因此得罪了天下的富人，死后惹得一身骂名，自然是人亡政息。因此，所谓康乾盛世，是指通过对内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对藩邦尽可能实行“统而不治”的方式，精心维持的庞大疆域和内部矛盾均衡，而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仿佛只是举一击之力，就很容易地打乱了这种统治的平衡或矛盾的均衡，并在随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最终造成了清王朝从内部的逐渐崩溃。      实际上，在鸦片战争过程中，清王朝真正关心的不是与英军作战，而是英国的军事冒险对清王朝维持内部平衡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清王朝在广东、福建、浙江地区如此投鼠忌器，也是由于这个地区的买办商人对国家财政和税收的控制作用。爆发危机的广东、广西、江苏、浙江等东南沿海的省份，由于人多地少，历史上就是“重商抑农”的地区，小农拥有的土地很少，不能靠土地谋生，所以民众“守土重迁”“保家卫国”的观念原本很差，作为涉及海外贸易最深的地区，这里又长期是国家进口白银的主要通道，也是海外贸易商人和买办商人支配力巨大的地区。对英国进行战争，尤其不符合这些买办商人的利益。      深具讽刺意味的是，最终导致道光皇帝接受《南京条约》的赔款要求而放弃与英军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的，竟是那些与沿海买办商人相勾结并代表他们利益的大臣的分析，例如浙江巡抚刘韵珂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上奏说，如果战争再继续下去，将会产生十大“可虑”，其中最可虑者却并不是英军，而是国家税收之筹措：“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计七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结论竟然是：与其耗费大量军饷调集大军与英军作战，不依赖、国家对白银的需求乃是比简单的“鸦片问题”严峻得多的危机。按照帝国的思路，清王朝依然将现代帝国主义的问题理解为不过是外藩、外夷的问题，而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沦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危险，从而完全低估了鸦片战争对整个王朝，乃至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      鸦片一战，可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这就是胡适所说的：许多开辟历史新局面的事件，“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