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讨论一个问题很难。

你讨论眼前的具体问题，他说你为什么不涉及深层的问题，其实深层的问题你已经有另外的文章在讨论；你讨论深层的问题，他说眼前的问题怎么办，其实眼前的问题你也在另外的文章中讨论了。

这样的质疑，其实也合乎情理，因为人们不可能看到你全部的文章。好吧，那就把这些看法综合地概括一下。尽管这样做也会有另外的一种风险。

简而言之，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是眼前具体问题的层面。

前些天在一篇文章中我写道：对那个广泛流传的演讲的看法。我主要谈了三点。第一点是，讲出了实情，难能可贵，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当前特别需要的。第二点是，至少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的观点，没有让人感觉恍然大悟的东西。第三点，其中有一个概念我特别赞成，这个概念就是对冲。对冲是防止更坏的情况出现。

之所以强调对冲的重要性，是基于经济收缩期会面临的种种风险。第一个风险是经济的硬着陆或陡然下降，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下跌螺旋；第二个风险是家底的消耗。要知道，虽然现在一部分人的生活比较艰难，但就总体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家底支撑的。截至2024年10月，中国居民储蓄总额为147万亿元人民币‌‌；截至11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659亿美元；在没有工作的年轻人中，有些父母还有一笔不错的退休金。如果这些情况发生变化了呢？第三个风险是恶性通货膨胀。在日本经历三十年所谓30年停滞的过程中，老百姓的生活大体保持了平稳，社会也是基本稳定的，这是很不容易的。

但一说对冲，有人就说了，你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想对这些人说，有时谈深刻说根本都是奢侈的。我们要知道，有时候眼前的问题才是更迫切的，而且，眼前问题的解决往往是解决深层问题的前提。那对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就是防止更坏的情况发生，就是现实软着陆。而要做事情，总得从能够做的地方做起。

所以，在今年4月份，我就提出救市的顺序应该是先救股市。救股市能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当然不能，不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些基本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但救股市是可以马上着手的，而且，其效果是即时的、直接的。

打个比方说，如果今天你的股票挣了两万元，可能直接就影响到你的情绪，说不定晚饭就会加两瓶啤酒。但如果今天你的房子涨了10万元，可能你什么明显的感觉也没有。

第二个层面，是经济的结构性层面。

我一再强调，现在不是大干快上的时候，不要指望通过所谓的大招、通过所谓的强刺激，马上把局面搞得红红火火。现在需要的不是大干快上，而是修复，从而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修复什么？五个方面。

修复的第一个方面，是出清过剩的产能，促进结构性均衡。现在最现实的问题是经济转不动了。从供给侧来说是产能过剩，从需求侧来说是需求不足。我最近有一个说法，过剩产能出清之日，真正的拐点才有到来的可能。所谓日本失去的几十年，实际上就是一个出清的过程。

第二个需要修复的，是消费能力。产能过剩的反面就是需求不足，特别是国内的消费疲软。但这个消费的疲软，绝不是刺激和拉动所能解决的。事实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消费已经处于超前、过度、透支的状态。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在现有的情况下使经济能够转起来。这当然涉及到生产和消费，或者说企业和消费者两个方面。即使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只要东西能卖得出去，有市场，就会有人来生产，来提供产品。


第三个需要修复的是资产负债表。这是日本野村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的，他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大家都很熟悉。在辜朝明看来，日本为什么会有30年的停滞或衰退，就是因为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企业、个人背负了巨额债务。泡沫破灭之后，企业不再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主要目标，而是把负债最小化作为目标，挣点钱都还债了，也不贷款了。没有贷款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发展，这是企业那边。居民那边，就减少消费，节衣缩食。日本停滞30年就是因为这个。而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有类似的地方。

第四个需要修复的是不正常的商业逻辑。我们要看到，在过剩与内卷的背景下，现在的商业逻辑也在变得畸形。雷军的那句话很值得玩味：那你告诉我，哪个做新能源车的挣钱了？这句话表明的，实际上是在一个资本过剩的时代，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在设计自己商业模式的时候，都要以内卷的逻辑为基础。换句话说，都要从赔钱开始做起。竞争的过程就是看谁能赔得起，赔到最后。商业的逻辑变成金融的逻辑，在这样的情况下，哪里还有正常做生意的空间，哪里还有小企业生存的空间？

第五个需要修复的，是在经济扩张期留下的其他后遗症。有人说，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大维修时代，而维修是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费用的。这个问题我原来讨论过，篇幅的关系，就不多说了。

第三个层面，是底层逻辑的层面。

进一步说，经济的问题无往不在经济本身。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来看，下述底层逻辑的变化是最为根本的。

第一，我们经济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把赶英超美当做我们的目标，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都与此有关。结果，最后是一些地方连饭都吃不上。改革开放首先转变的就是这个，首先解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从此，再也不提超谁赶谁，就是一心一意通过发展经济解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谁也没想到的是，最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真可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苏联的经历对我们也是一个启示。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同一年，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导弹在苏联试射成功，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飞船遨游太空，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地球人。但你知道苏联是什么时候生产出第一卷手纸的吗？是1969年的年末，而且，其设备还是从英国购买的。也就是说，在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12年后，才生产出第一卷上厕所用的手纸。由于科技与经济是脱节的，经济与民生是脱节的，其最后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在今天，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最现实的体现就是，要从投资主导型的发展转变为消费主导型的发展。

第二，营造一种有利于我们经济发展的和平的、友好的外部环境。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其实是非常严峻的。与苏联，关系紧张到接近动手的程度。与美国，关系虽有缓和，但仍然是结构上的对头。如何在严峻的环境中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则是一种智慧。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真的是如此吗？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大战是有可能避免的，争取持久和平是可能的。这个判断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长达几十年的和平红利，这是中国能够一心一意搞经济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性条件。


第三，放权让利，营造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前一段时间，有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现在最应该宽松的可能并不是货币政策，而是压抑的社会氛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将社会中蕴含的巨大活力释放出来了。放权让利，引入市场机制，为经济松绑，为社会松绑。

早在几年前，我就在讲，要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赋予经济以活力，赋予社会以弹性。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真正法治的基础上，通过真正法治，保护各个经济主体及个人的权利，给人们一种踏实感、安全感、希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