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扰发达国家的人口衰减问题上，韩国成为突出案例已有一段时间了。几乎所有富裕国家的生育率都低于更替水平，但每名女性平均生育1.5名子女是比较常见的情况。比如在2021年，美国生育率为1.7，法国为1.8，意大利为1.3，加拿大为1.4。
      韩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下滑到更替水平以下，但近年的下滑更为严重——2018年每名女性就生育不到一名子女，疫情后降至0.8人，而从2023年第二和第三季度的初步数据来看，韩国每名女性如今仅生育0.7人。
      我们应对这一现状进行深入剖析。如果一个国家的出生率维持在这样的水平，那就意味着这一代中的200人到下一代只会剩下70人，这比14世纪黑死病在欧洲造成的人口锐减还要厉害。当把这70人的一代再来一轮更替，原来的200人只剩下不到25人。再来一轮，差不多就是斯蒂芬·金在小说《末日逼近》(The Stand)里虚构的超级流感来袭时人口崩溃的场面了。
      按照报纸专栏作家的标准，我算是低生育率问题上的杞人忧天者。但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自己还是个乐观主义者。就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过剩的恐慌曾经造成这样一种误解，即过剩趋势只会继续上升而不会有任何改变，我认为对出生率下降趋势的极度悲观情绪——比如预测22世纪的美国将由阿米什人主宰——低估了人的适应能力，低估了在人口衰减过程中繁衍下来的人类将如何塑造生育率更高的未来，并逐渐吸引更多人决定生育。
      本着此种乐观精神，我实际上并不认为韩国生育率会在几十年内都如此之低，也不认为其人口将从今天的近5100万锐减到我此前推断的几百万人。
      但我确实相信，到本世纪60年代末，韩国人口将降至不到3500万人，光是这样的跌幅就足以令韩国社会陷入危机了。
      韩国将面临一个选择：要么忍受随着年龄结构迅速倒转而引发的经济崩溃；要么尝试接纳规模远超西欧的移民（西欧移民已经造成社会不稳）。不可避免将会出现的是，老年人被遗弃，大片的鬼城和破败的高楼大厦，以及年轻人纷纷移民，因为他们看不到负担一个国家的退休老人有何未来可言。而且，如果韩国难以维持一支有作战能力的军队，它很可能将在某一刻被朝鲜（目前生育率1.8）入侵。
      与此同时，对世界各国来说，韩国的案例表明，富裕国家当下的低生育率趋势是可能以更快的速度恶化的。
      这不一定是必然，因为韩国社会确实有许多独特之处。比如经常被提及的导致韩国生育率低的一个原因是其独特的残酷学业竞争文化，在常规教育之外还有无数“补习班”，导致家长的焦虑和学生的痛苦，可能将家庭生活变得像地狱一样，以至于许多人宁愿不要孩子。
      韩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和社会经济现代化相互作用的独特关系则是另一个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韩国的性解放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传统社会习俗所压制的，比如韩国非婚生子率极低。但这最终导致了两种反叛相互交织，一是女权主义对保守社会期望的反抗，另一种则是男性对女权主义的抵制，这导致韩国性别矛盾无比尖锐，在把结婚率拉到新低的同时也重塑了韩国的政治。
      雪上加霜的是，韩国保守主义的传统更多来自儒家思想和家族观念，而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在我看来，强烈的宗教信仰比传统习俗更能促进家庭的形成。加之韩国长久以来一直处于网游文化的前沿，特别能吸引年轻男性沉浸于虚拟世界并进一步远离异性。
      但当我停下来看自己写的文章，好像并不仅仅是在陈述韩国与美国的文化差异，而是对我们也在经历的趋势的放大。
      我们也有令人窒息的精英主义。我们Z世代中的男女意识形态对立也愈发严重。我们也在世俗化中形成了文化保守主义，虽然反对自由主义，但并无虔诚，是一种精神的而非宗教的右倾。我们同样难以抵御虚拟世界的诱惑和病态。
      因此，韩国眼下的趋势并不只是一场前景堪忧的意外。那是对我们可能面临的未来的一种警告。